汉末风云之大夏帝国(邱靖嘉:“依分野而命國”——中古時期的王朝國號與政治文化)

汉末风云之大夏帝国
作者簡介

邱靖嘉,1985年生,浙江桐鄉人。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爲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爲宋遼金元史、四庫文獻學、科技文化史。

星占學起源於人們傳統的天人合一宇宙觀,是中國古代天文學的重要内容。依據天象占測吉凶禍福,本爲巫覡之人的专属神力,如《周禮》載“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别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1]。然經春秋戰國之世變,占候之術泛起,星占之學大行其道[2]。至漢代,星占學又經過漢儒的改造,與儒學中的災異論思想緊密結合,從而焕發出新的生命力,被廣泛應用於占測君主安危、戰事成敗、國家興衰等軍國大事,對自漢代以降的王朝政治影響深遠[3]。

傳統星占學將天文星象與地理空間中的人事休咎聯繫起來,所依據的一個重要理論就是分野學說。以二十八宿及十二次分野體系爲代表的分野說使天界星區與地理區域之間形成較爲固定的對應關係,從而使天命之徵得以具體落實,此類分野星占之例在漢代以下的各種文獻記載中屢見不鮮,尤以歷代正史《天文志》最爲集中。不少星占學論著均有關於分野星占基本模式和經典事例的介紹[4],歷史學者也多從星占與政治的角度,論及某些分野星占事件在政治權力斗争中發揮的重要作用[5]。不过,前人研究主要側重於論述星占對政治的影響,而未專門討論星占政治中的分野因素。其實,與星占學相伴而生的天文分野學說在整個魏晋至隋唐的中古時期也具有相當廣泛的政治影響力,它不僅表現於單獨的星占事例之中,而且還體現在各政權建國立號的層面,成爲尋求王朝嬗代合法性的依據之一,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意義。

一、問題的提出

《隋書·天文志序》起首有一段概述天人關係的文字:“若夫法紫微以居中,擬明堂而布政,依分野而命國,體衆星而効官,動必順時,教不違物,故能成變化之道,合陰陽之妙。”[6] 意謂人君之爲政當效法天文,順天而行,以成大道。其中,提到“法紫微以居中”是說紫微宫位於北天中央,象徵“大帝之坐”、“天子之常居”[7],故人間天子之皇宫亦居中;“擬明堂而布政”蓋指天之房宿四星爲明堂,乃“天子布政之宫也”[8],故人間帝王宣明政教的明堂亦與之相仿[9];“體衆星而効官”則是說依據天上的星官來設定國家官制[10]。以上三者皆有實指,那麼所謂“依分野而命國”也必定有其特殊涵義,有待解索。

分野之說起源於戰國,至西漢形成以二十八宿及十二次對應十三國與十二州地理系統的理論體系,後成爲言星者占測天象災祥的主要依據,其分野觀念深入人心。如《後漢書》載東漢初蘇竟嘗謂“蓋災不徒設,皆應之分野,各有所主。夫房、心即宋之分,東海是也。尾爲燕分,漁陽是也”云云[11];桓帝時,陳蕃上疏言“夫諸侯上象四七,垂耀在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注曰“上象四七,謂二十八宿各主諸侯之分野,故曰下應分土,言皆以輔王室也”[12]。不過,在漢魏時期,關於二十八宿與十三列國之間的具體對應關係,各家說法有所出入,至西晋陳卓釐定諸說,從而使星宿分野體系趨於劃一,此外十二次分野說至魏晋時期也逐渐定型,爲世人所依奉[13]。

至於何謂“命國”,當有兩種解釋。就其本義而言,是指依據某一事物爲國命名,如《史記·高祖本紀》載漢高祖六年(前201),封劉賈爲荆王,司馬貞《索隱》云:“乃王吴地,在淮東也。姚察按:虞喜云‘總言吴,别言荆者,以山命國也。今西南有荆山,在陽羡界。賈封吴地而號荆王,指取此義’。”[14] 所謂“以山命國”,即是因荆山而命名劉賈封國。又《史記·天官書》記曰“歲星贏縮,以其舍命國”,張守節《正義》訓爲“舍,所止宿也。命,名也”[15],意謂以歲星所在星宿位置對應的分野名國,取的也是“命國”之本義。不過,這種解釋用在此處恐有不當。《史記·天官書》叙述五星行次預示吉凶之徵,多有提及“命國”一詞,除歲星條外,尚有“(熒惑)出則有兵,入則兵散。以其舍命國”,“太白失行,以其舍命國”,“刑失者,罰出辰星,以其宿命國”等[16]。在星占術中,依據五星行次判斷相應分野之災祥是很常用的一種五星占,地上的州國名稱具有相對固定性,不會隨着五星所行止星宿的變化而頻頻改易名稱,所以在天文分野的語境中,“命國”一詞當非“以某名國”之義,而應是指某天象發生時所在星宿對應的地上州國區域以該星象爲天命之徵兆。《隋書·天文志》載客星“行諸列舍,十二國分野,各在其所臨之邦,所守之宿,以占吉凶” [17],意思是客星見時所在星宿按照分野對應關係,指示某一區域内之邦國的吉凶休咎,表達的正是“以其舍(宿)命國”的涵義。

因此,《隋書·天文志序》所謂“依分野而命國”其實就是說依據天文分野體系確定人間各國的天命之徵。我們知道,《隋書》諸志即唐代所修梁、陳、北齊、北周、隋《五代史志》,所記典章制度常囊括整個南北朝而言,甚至上溯至漢魏。其中,《天文志》乃唐初天文家李淳風所撰[18],記述天學源流彙集東漢以來諸家之說,其《天文志序》也是對整個漢末魏晋南北朝時期天學思想的概述。就政治局勢而言,魏晋南北朝時代有兩個鮮明的特點:一是天下長期處於分裂割據的狀態,諸多政權相繼建立,旋興旋滅;二是以五德終始、讖緯、星占爲代表的神祕主義學說盛行於世,被各政權建立者援引爲尋求政治合法性與王朝正統的理論依據,成爲一種傳統政治文化[19]。天文分野說以二十八宿及十二次分别對應韓(一作鄭)、宋、燕、吳、越、齊、衛、魯、魏(一作晋)、趙、秦、周、楚十三國地理系統,或冀、兖、青、徐、扬、荆、豫、幽、并、益、凉及三河(即“中州”)十二州地理系統,在魏晋南北朝時期被廣泛應用於各種天象占測,甚至影響新建政權的開國立號。綜觀魏晋、十六國、南北朝出現的諸多國號,大多都可在上述分野地理系統中找到相同的地名,這恐非巧合,其背後似乎透露出這一時期國號命名機制的某種共性因素。由此看來,李淳風“依分野而命國”之語可能包含雙重涵義,如上所言,其基本意思是指各國依分野而定天命,此外或許也有直接依據分野命名國號的語義。那麼,在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的整個中古時期,天文分野說究竟是如何被用來爲王朝政治服務的,又如何體現於新生政權建國立號的過程之中,並具有怎樣的政治文化涵義?這是本文研究的核心内容,筆者謹先在此提出問題,下文將逐一剖析中古時期各政權的建國歷史,以揭櫫所謂“依分野而命國”的具體表徵。

二、禪代型王朝建國之分野依據

魏晋南北朝以至唐初,風雲詭譎,各路諸侯相繼建國稱帝(或稱王),群雄逐鹿,南北紛争,政權更迭頻繁。總的來說,這諸多政權根據建國方式的不同,可分爲禪代和自立兩種類型,二者援引天文分野理論建國立號的路徑也有所差别,需要分開進行討論,首先來看禪代型王朝開國之分野依據。

自曹魏代漢,開啓了以禪讓方式實現王朝更替、確認政治合法性的歷史潮流[20]。此後如司馬晋以及南朝系統之宋、齊、梁、陳,北朝系統之齊、周、隋、唐,莫不效仿漢魏故事,且其禪代過程形成了一套高度程式化的儀節模式,從封土建國,到晋爵封王、加九錫,終至登九五之位,期間又有各種輿論造勢和辭讓表演,十分繁複,具有鮮明的政治文化意涵[21]。受讖緯思想的影響,在這套禪讓程式中有一個重要環節,一般是由太史局長官進獻預示新朝受禪的各種祥瑞,包括讖語、符命、星象等,此前學者研究對其中的讖言、星占内容及其政治意義均有所論述[22],然未見有人系統討論天文分野說對這些禪代型王朝建國立號的影響。本節即着重分析“依分野而命國”的原則在王朝禪代過程中的體現。

(一)曹魏

建安元年(196),曹操迎漢獻帝至許昌,封武平侯,遂挾天子以令諸侯,開始長期專權。十八年五月,以河東、河内、魏郡、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平原十郡,策命操爲魏公,建立諸侯國;二十一年五月,晉封魏王,地位逐步提升。至二十五年,曹操死後其子曹丕“嗣位爲丞相、魏王”,逼漢獻帝禪位,終成魏帝,完成禪代[23]。關於曹魏國號的來歷,元人胡三省的說法很有代表性:“操破袁尚,得冀州,遂居於鄴。鄴,漢之魏郡治所。魏,大名也;遂封爲魏公。又讖云:‘代漢者當塗高。’當塗高者,魏也。文帝受漢禪,國遂號魏。”[24] 其意謂魏之國號來源有二:其一,曹操以冀州爲根據地,長居魏郡治所鄴城,漢廷所封十郡公國即以魏郡爲中心[25],故稱魏公,名魏國;其二,國號“魏”取義於“代漢者當塗高”的讖語[26]。當代學者論及曹魏國號,基本都因襲胡三省之說[27]。其實,曹魏國號除因地爲名及讖言因素之外,亦與天文分野說有着密切聯繫。

建安二十五年十月,漢獻帝有意禪位,群臣紛紛向魏王曹丕勸進,《三國志》裴注引《獻帝傳》詳細記録了當時的“禪代衆事”和進言内容,其主旨就是“靈象變於上,群瑞應於下”,魏王當順天應人,受禪稱帝。那麼當時究竟有哪些祥瑞之兆呢?最集中的記述見於是月辛亥日,“太史丞許芝條魏代漢見讖緯于魏王”[28]。許芝具體舉述了圖讖、符命、星象等各方面預示漢祚已盡、大魏代興的種種瑞應,其中有一段文字涉及天文分野:“夫得歲星者,道始興。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有周之分野也。高祖入秦,五星聚東井,有漢之分野也。今茲歲星在大梁,有魏之分野也。”按在星占理論中有“歲星所在,其國有福”之說[29],“武王伐殷,歲在鶉火”典出《國語·周語》[30],鶉火星次對應周之分野,故周滅商;五星會聚歷來被視爲吉兆[31],漢高祖入秦時五星聚於東井,井宿正爲秦之分野,乃“得天下之象”[32]。如今歲星在大梁,爲魏之分野,表示魏代漢而有天下,關於這一層意思,數日後在給事中博士蘇林、董巴上表中有較詳細的解釋:

天有十二次以爲分野,王公之國,各有所屬,周在鶉火,魏在大梁。歲星行歷十二次國,天子受命,諸侯以封。周文王始受命,歲在鶉火,至武王伐紂十三年,歲星復在鶉火,故《春秋傳》曰:“武王伐紂,歲在鶉火;歲之所在,即我有周之分野也。”(按此實出《國語》。)昔光和七年(184),歲在大梁,武王始受命,於時將討黄巾。是歲改年爲中平元年。建安元年,歲復在大梁,始拜大將軍。十三年復在大梁,始拜丞相。今二十五年,歲復在大梁,陛下受命。此魏得歲與周文王受命相應[33]。

蘇、董二人援引十二次分野說,以周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時皆歲在鶉火、周之分野爲例,指出曹氏發迹歷程在多個重要的時間節點均歲在大梁,爲魏之分野,故魏當興,其情況正與先周相近似。經過許芝、蘇林、董巴等人的闡發,漢魏禪代便在天文分野的層面得到了有力支持,並藉此確立天命之徵,同時又爲曹魏國號提供了分野依據,這正符合上文所述“依分野而命國”的雙重内涵。

不過需要說明的是,所謂大梁星次爲魏之分野的說法實與漢晋時期通行的十二次分野說扞格不入。自東漢以來諸家十二次分野說均以大梁爲趙之分野、實沈爲晋(或魏)之分野[34],皆未將大梁直接對應於魏分,那麼許芝等人的說法又有何依據呢?這涉及到十二次分野與二十八宿分野之間的體系差異。漢晋時期十二次分野說多取劉歆《三統曆》的十二次起訖度數[35],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爲大梁,跨越胃、昴、畢三個星宿,此三宿對應的分野區域在漢代二十八宿分野說中有兩種不同說法,較早的《淮南子·天文訓》以胃、昴、畢爲魏之分野[36],而《漢書·地理志》則以胃、昴、畢屬趙之分野[37],儘管後來西晋陳卓釐定的二十八宿分野體系取後者爲準,但在漢魏之際前者似乎流傳更廣,並成爲曹魏官方認定的一種說法。左思《魏都賦》謂“且魏地者,畢昴之所應”,《文選》李善注引鄭玄《詩譜》亦云“魏地,畢昴之分野”[38],可見在東漢末以昴、畢爲魏分之說頗爲流行,且較之《淮南子·天文訓》不言胃宿。又王嘉《拾遺記》載魏明帝“又起昴畢之臺,祭祀此星,魏之分野,歲時修祀焉”[39],曹魏時嘗築臺專祀昴、畢二星,正是由於其爲魏之分野,可知魏國對此說之崇信。蓋因戰國之魏國徙都大梁,故“魏”也常被稱爲“梁”[40],且大梁星次又兼跨魏地分星胃、昴、畢三宿[41],故許芝等人便徑以“歲星在大梁,有魏之分野”爲辭,實質上此說采用的應是二十八宿分野體系中的對應關係,而非依據十二次分野說。

曹魏國號初因封地之名,後漢帝禪位,群臣紛紛製造魏代漢興的種種輿論,除爲其尋找圖讖符瑞之外,亦需通過天文分野體系確認魏國的天命徵兆。無論“歲星在大梁,有魏之分野”,還是“魏地,畢昴之分野”,都服務於曹魏受禪的政治現實。

(二)司馬晋

魏正始十年(249)高平陵政變後,司馬懿父子長期專擅朝政。正元元年(254),封司馬昭爲高都侯;甘露元年(256),“進封高都公”,昭固辭不受;三年,以并州之太原、上黨、西河、樂平、新興、雁門,司州之河東、平陽八郡,封晋公,昭又九讓乃止[42];景元元年(260),又“封晋公,增封二郡(即司州之弘農、雍州之馮翊),並前滿十”[43],再次拒受。直至四年十月司馬昭纔在群臣勸進下受命爲相國、晋公[44],但其實“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45]。咸熙元年(264)三月,進爵爲晋王;次年八月,司馬昭卒,其子炎“嗣相國、晋王位”[46],遂受魏禪。關於司馬氏晋國號之由來,唐薛收釋云:“晋者,司馬氏始封之國也,帝自晋王受魏禪,故國號晋。”宋阮逸又注曰:“司馬宣王,河内温人。温,晋地也,故啟封。”[47] 後胡三省亦因襲其說[48]。然胡阿祥對此說提出質疑,温縣所在之河内郡並不在晋公初封十郡之内,若謂晋國號源自司馬氏籍貫恐嫌牽强。實際上,這十郡的地域範圍大致與先秦晋國相當,故司馬晋也應是以地爲名[49]。

曹操封魏公乃因其主要勢力在魏地,而司馬昭爲晋公既然與其鄉里籍貫無關,那麼爲何封於晋呢?根據上引胡阿祥的研究,這其中可能有兩層原因:其一,司馬晋政權直接來源於曹魏,戰國時三家分晋,晋之故地多入於魏,故時人習稱魏爲晋[50],司馬氏以晋地立國,顯示出與魏之間的緊密關係和歷史因緣,晋朝所定德運亦承曹魏土德爲金德;其二,司馬昭封爵從高都侯、高都公到晋公、晋王實皆應合“代漢者當塗高”之符讖,其中又暗含有晋承漢統之意。這一見解頗有道理,司馬氏代魏經歷了一個較長的過程,很有可能精心擇取封國名號,除有意應讖之外,還要與天文分野所示的祥瑞相合。

漢魏禪代之諸多瑞應因集中見於《三國志》裴注,故可充分討論,而魏晋之際雖也是“祥瑞屢臻,天人協應”[51],但《晋書》及今存相關文獻均未詳載,不過仍有兩條與分野星占有關的零散史料值得注意。《宋書·天文志》記云:

陳留王咸熙二年五月,彗星見王良,長丈餘,色白,東南指,積十二日滅。占曰:“王良,天子御駟,彗星掃之,禪代之表,除舊布新之象。白色爲喪。王良在東壁宿,又并州之分也。”八月,晋文王薨。十二月,帝遜位于晋[52]。

咸熙二年五月,出現“彗星見王良”的天象,預示除舊布新,爲禪代之表,“王良在東壁宿”,按照二十八宿分野之十二州地理系統[53],壁宿對應并州之分野,而司馬昭所封晋國的核心區域便屬并州[54],所以這一天象所針對的事應就是年末的晋受魏禪,表明晋代魏亦可於分野星占中求得天命之徵。

又《三國志》裴注引張璠《漢紀》,初漢獻帝敗於曹陽,侍中太史令王立謂宗正劉艾曰:“前太白守天關,與熒惑會,金火交會,革命之象也。漢祚終矣,晋、魏必有興者。”[55] 按天關星屬畢宿星區[56],由上文可知,漢魏之際多以畢宿爲魏之分野,而此處則提及晋、魏[57],這在漢魏禪代的諸多瑞應中僅此一見。其實,所謂星象占測往往是以後事附會此前已見之天象,因《後漢紀》撰者張璠爲晋令史[58],筆者懷疑此處特意强調“晋、魏必有興者”,恐有晋人將本朝開國之天象祥瑞上溯至漢末之嫌。若此亦可見晋之建國需求諸天文分野以定天命,此外所謂“漢祚終矣,晋、魏必有興者”,也隱藏有晋可直接賡續漢祚之意,這正與晋國號應合“代漢者當塗高”之讖言殊途同歸,皆指向晋承漢統,頗堪玩味。

(三)南朝系統之宋、齊、梁、陳

晋安帝元興三年(404),劉裕消滅篡位之桓玄,奉迎安帝,掌控朝政。後劉裕又鎮壓盧循起義,平譙縱,滅後秦,戰功卓著,權勢益固。義熙十二年(416)十月,以徐州之彭城、沛、蘭陵、下邳、淮陽、山陽、廣陵,兗州之高平、魯、泰山十郡,封劉裕爲宋公[59]。元熙元年(419)正月,“進公爵爲王。以徐州之海陵、北東海、北譙、北梁,豫州之新蔡,兗州之北陳留,司州之陳郡、汝南、潁川、滎陽十郡,增宋國”,七月劉裕受命;次年四月,晋帝禪位,六月劉裕受禪[60]。胡三省對於劉宋國號的解釋是“劉氏世居彭城,於春秋之時宋土也,故帝之始建國號曰宋”[61]。按此恐爲胡氏臆測,並無證據[62],實際上,劉裕建宋國號與天文分野關係極大。

晋宋禪代之際,亦有臣下進獻祥瑞。《宋書·武帝紀》稱“太史令駱達陳天文符瑞數十條”[63],其所陳具體内容詳載於《符瑞志》。其中提到,“義熙十一年五月三日,彗星出天市,其芒掃帝坐。天市在房、心之北,宋之分野。得彗柄者興,此除舊布新之徵”,“十二年,北定中原,崇進宋公。歲星裴回房、心之間,大火,宋之分野。與武王克殷同,得歲星之分者應王也”,又引“《金雌詩》云:‘大火有心水抱之,悠悠百年是其時。’火,宋之分野。水,宋之德也”[64]。按二十八宿分野說以房、心爲宋之分野,大火係心宿之别名,駱達獻瑞以彗星出房、心北及歲星在房、心間兩條天象皆預示宋當興。此二者在《天文志》中也有記載,“(義熙十一年)五月甲申,彗星出天市,掃帝座,在房、心。房、心,宋之分野。案占,得彗柄者興,除舊布新,宋興之象”;“十二年五月甲申,月犯歲星,在左角。占曰:‘爲飢。留房、心之間,宋之分野,與武王伐紂同,得歲者王。’于時晋始封高祖爲宋公。”[65] 由此可見,這兩條彗星占和歲星占發生的具體時間都在義熙十二年十月劉裕封宋公之前不久,其分野所示皆對應於宋,這對劉裕建立公國必有影響,尤其是後者事應與“晋始封高祖爲宋公”直接聯繫起來,恐非占測者隨意附會,而很有可能劉宋建國確實以天文分野爲據,《晋書·天文志》亦謂“(義熙)十二年五月甲申,歲星留房心之間,宋之分野。始封劉裕爲宋公”[66]。如此則劉宋建國不但尋求分野星占之瑞應,甚至徑直以分野名國。

除利用房、心爲宋分野之說外,劉宋時人還提到過其他與分野有關的天象禎祥。《宋書·天文志》又載:

(義熙九年)三月壬辰,歲星、熒惑、填星、太白聚于東井,從歲星也。熒惑入輿鬼。太白犯南河。初義熙三年,四星聚奎,奎、婁,徐州分。是時慕容超僭號於齊,侵略徐、兗,連歲寇抄,至于淮、泗。姚興、譙縱僭偽秦、蜀。盧循、木末,南北交侵。五年,高祖北殄鮮卑,是四星聚奎之應也。九年,又聚東井。東井,秦分。十三年,高祖定關中,又其應也。而縱、循群凶之徒,皆已剪滅,於是天人歸望,建國舊徐,元熙二年,受終納禪,皆其徵也。[67]

上文提到,五星聚合乃是代表王有天下之徵,四星聚亦屬罕見,也有革新之象,《天文志》下文便舉述西漢、東漢及西晋末年出現四星會聚的天象後,天下大亂而漢光武帝、晋元帝皆得以中興,魏武帝則稱雄北方,以說明“四星聚有以易行者”。此處占者謂義熙三年四星聚奎,奎、婁二宿在二十八宿分野之十二州地理系統中屬徐州之分野,劉裕初封十郡公國即大體在徐州範圍之内,這是劉宋將於南北交侵之際崛興的徵兆,故五年劉裕滅南燕,即“四星聚奎之應”;九年又四星聚井,井爲秦分,十三年劉裕遂滅後秦,定關中,終至元熙二年,受晋禪讓。所謂“天人歸望,建國舊徐”,就是應“四星聚奎”之象,在舊徐宋地建立封國,這也是將劉宋開國與天文分野直接相關聯,與上一種說法如出一轍。

劉宋末,蕭道成掌握軍國大權,昇明三年(479)三月,封爲齊公。隨後四月癸酉,進爵爲齊王;辛卯,宋帝禪位,蕭道成三辭而受[68]。蕭齊國號有明確記載係源自讖語,《南齊書·崔祖思傳》云:“宋朝初議封太祖爲梁公,祖思啟太祖曰:‘讖書云“金刀利刃齊刈之”。今宜稱齊,實應天命。’從之。”[69] 這則讖語出自十六國時期方士王嘉(字子年)所作《王子年歌》,曰“三禾摻摻林茂孳,金刀利刃齊刈之” [70],宋本擬封蕭道成爲梁公,後因崔祖思向蕭道成進言,遂改封齊公,次月旋即受禪爲齊帝,此時封爵之命雖出朝廷,實爲蕭道成授意所爲,故有關其封號的討論其實就是議定蕭氏代宋之國號。胡三省解釋蕭齊國號全采《崔祖思傳》之說[71]。

固然蕭齊國號確因讖語得名,但它同樣也需要在分野星占中找到禎瑞之應。就在蕭道成辭讓宋禪時,“兼太史令、將作匠陳文建奏符命”[72],其具體奏言内容詳見《南齊書·天文志》,其中提到“昇明三年四月,歲星在虛危,徘徊玄枵之野,則齊國有福厚,爲受慶之符”[73]。根據二十八宿及十二次分野體系,虛、危二宿和玄枵星次都對應於齊之分野[74],且玄枵之次自女八度至危十五度,兼跨虛、危,所以陳文建以歲在虛危及玄枵之象爲齊受禪之符,正是利用天文分野說爲禪代尋求天命依據。

蕭齊末,宗室相殘,雍州刺史蕭衍起兵入京,控制朝政。中興元年(501)十二月,“封建安郡公”;二年正月,封爲梁公,二月辛酉受命;丙戌,進爵爲梁王,三月癸巳受命;丙辰,齊帝禪位;四月群臣勸進,蕭衍受禪[75]。至於蕭梁國號的由來,也是源出圖讖。《梁書·陶弘景傳》記載“義師平建康,聞議禪代,弘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令弟子進之”[76],知梁之國號乃陶弘景自圖讖中推演而來,那麼具體有些什麼讖語呢?《南史·陶弘景傳》記此事前提到“齊末爲歌曰‘水丑木’爲‘梁’字”[77],這應是其中一條讖言,不過此處所記不確,詳細記載見於唐賈嵩撰《華陽陶隱居内傳》:“征東將軍蕭衍軍次石頭,東昏寳臺城,義師頗懷猶豫。先生上觀天象,知時運之變;俯察人心,憫塗炭之苦。乃亟陳圖讖,貽書贊奬。受封揖讓之際,范雲、沈約並秉策佐命,未知建國之號。先生引王子年《歸來歌》中‘水刃木’處及諸圖讖,並稱‘梁’字,爲應運之符。”[78] 陶弘景擅天文讖緯之學,與蕭衍早就相識,並襄助蕭衍起兵,待準備給蕭衍封爵立國啓動禪代程序時,“未知建國之號”,陶弘景遂援引王嘉《歸來歌》“水刃木”及其他圖讖,推定國號爲“梁”[79]。由此可知,《南史·陶弘景傳》“水丑木”文字有誤,“丑”當作“刃”。

儘管蕭梁國號直接來源於圖讖,但群臣在論證齊梁禪代的正當性時同樣也必需要有天文分野方面的瑞應。齊帝禪位時,蕭衍亦按慣例,故作推讓,“太史令蔣道秀陳天文符讖六十四條,事並明著,群臣重表固請,乃從之”[80],又參與佐命的沈約也說“天文人事,表革運之徵,永元以來,尤爲彰著”[81]。遺憾的是,所謂“天文符讖六十四條”的具體内容,傳世文獻並無完整記録。不過,其中與分野相關者,尚有一條零散記載見於《魏書·天象志》:“(北魏景明三年,即南齊中興二年,502)二月丁酉,有流星起東井,流入紫宫,至北極而滅。東井,雍州之分,(蕭)衍憑之以興,且西君之分,使星由之以抵辰極,是爲禪受之命,且爲大喪。是月,齊諸侯相次伏誅,既而西君錫命,衍受禪于建康,是爲梁武帝。”[82] 就在齊梁禪代前夕出現“有流星起東井,流入紫宫”的天象,井宿在二十八宿分野之十二州地理系統中屬雍州之分野,而蕭衍起兵時正爲雍州刺史,故是爲蕭衍禪受之符。此雖未將梁國號與分野區域直接掛鉤,但亦屬梁國建立後通過天文分野說爲其求得星象祥瑞之例。

梁末,陳霸先討平侯景之亂,後又誅王僧辯,擁立敬帝,獨攬大權。太平元年(556)九月,封義興郡公;二年九月,晉封爲陳公;十月戊辰,進爵爲王;辛未,梁帝禪位於陳[83]。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爲陳之國號即得自陳霸先之姓氏[84],後嚴耀中研究證明,陳朝帝室尊奉“胡公”爲始祖,此人係舜帝後裔嬀滿,周初封於陳地,諡爲胡公,後陳國爲楚所滅,子孫遂以國爲氏,陳朝國號即由此而來[85]。此說當可信從,且筆者可補充一條重要史料。《隋書·韋鼎傳》記云:“陳武帝在南徐州,鼎望氣知其當王,遂寄孥焉。因謂陳武帝曰:‘明年有大臣誅死,後四歲,梁其代終,天之曆數當歸舜後。昔周滅殷氏,封媯滿于宛丘,其裔子孫因爲陳氏。僕觀明公天縱神武,繼絕統者,無乃是乎!’武帝陰有圖僧辯意,聞其言,大喜,因而定策。及受禪,拜黄門侍郎。”[86] 可知追尊胡公媯滿最初乃出自術士韋鼎之讖言,陳霸先崇信其說,遂建陳國號。

同樣梁陳禪代,群臣勸進,也要從天文分野中尋找天命之徵。梁帝禪位詔稱“革故著於玄象,代德彰於圖讖”[87],天象與圖讖可謂是促成禪代的必備要素。關於梁陳之際的天象瑞應,因文獻缺載暫不知其詳,不過梁帝禪位策文提到“況乎長彗横天,已徵布新之兆”[88],大概是援引彗星占理論以示除舊佈新。至於陳之分野,《隋書·天文志》有兩條記載:

(北周建德六年,577)十月癸卯,月食,熒惑在斗。占曰:“國敗,其君亡,兵大起,破軍殺將。斗爲吳、越之星,陳之分野。”十一月,陳將吳明徹侵吕梁,徐州總管梁士彥,出軍與戰,不利。明年三月,郯公王軌討擒陳將吳明徹,俘斬三萬餘人。
(隋文帝開皇八年,588)十月甲子,有星孛于牽牛。占曰:“臣殺君,天下合謀。”又曰:“内不有大亂,則外有大兵。牛,吳、越之星,陳之分野。”後年,陳氏滅[89]。

按先秦陳國本在河南淮陽地區,不在陳朝疆域之内,故時人推定陳之分野,並不以古陳國區域爲限,而是根據陳朝實際佔有的疆域範圍,以二十八宿分野體系中對應吳、越的斗、牛二宿爲陳之分野,可視爲一種變通的做法。

綜觀南朝宋、齊、梁、陳之禪代,期間都有臣僚進獻天文符讖之禎祥。四朝建國議定國號,並非隨意擇取,而是自有來源,俱合於天文符讖。劉宋之號直接依據房、心爲宋分野之說,齊、梁、陳之國號雖皆出於圖讖,然亦需通過分野星占求得天命所歸,其背後均反映出“依分野而命國”的指導原則。

(四)北朝系統之齊、周、隋、唐

北魏末年分裂爲東、西魏,東魏實際由高歡及高澄、高洋父子把持朝政。高歡於北魏普泰元年(531)三月被封爲勃海王,辭受,東魏武定五年(547)死後,贈齊王[90]。八年正月,封高洋爲齊郡王;三月辛酉,又晉封齊王;五月,魏帝禪位於齊[91]。關於高齊國號的來歷,胡三省解釋說:“歡以勃海王贈齊王,洋又進爵齊王;且高氏本勃海人,勃海故齊地也,國遂號曰齊。”[92] 即以高氏攀附的渤海郡望所在地爲名[93],後人亦采此說[94]。然而這衹是議定高齊國號的其中一個因素,此外還需考慮天文符讖對建國立號的影響。

《北史·藝術傳》記云:

時又有沙門靈遠者,不知何許人,有道術。嘗言尒朱榮成敗,預知其時。又言代魏者齊,葛榮聞之,故自號齊。及齊神武至信都,靈遠與勃海李嵩來謁。神武待靈遠以殊禮,問其天文人事。對曰:“齊當興,東海出天子。今王據勃海,是齊地。又太白與月並,宜速用兵,遲則不吉。”靈遠後罷道,姓荊,字次德。求之,不知所在。”[95]

北魏末有一術士靈遠,嘗有“代魏者齊”之讖言,故葛榮起義後,自號爲齊。此處“齊神武”指高歡,普泰元年二月高歡軍次信都,三月封勃海王,“靈遠與勃海李嵩來謁”應該就在此時,高歡遂向靈遠詢問“天文人事”,靈遠答以“齊當興,東海出天子。今王據勃海,是齊地”,此語可謂是爲高歡量身定製。後高歡贈齊王,高洋亦以齊王受禪,很可能都與靈遠所謂“代魏者齊”和“齊當興”的讖語有直接關係[96]。又《北齊書·高德政傳》載“散騎常侍徐之才、館客宋景業先爲天文圖讖之學,又陳山提家客楊子術有所援引,並因德政,勸顯祖(即高洋)行禪代之事”[97]。徐之才、宋景業勸進事又見《徐之才傳》,稱“之才少解天文,兼圖讖之學,共館客宋景業參校吉凶,知午年(指武定八年庚午)必有革易,因高德政啟之”,“又援引證據,備有條目”,“首唱禪代”[98]。徐之才、宋景業、楊子術等人所援引的“證據”、“條目”就是有關高齊代魏的符瑞之徵,其中可能還有其他涉及齊國號的圖讖。

至於魏齊禪代在天文分野方面的吉兆,《魏書·天象志》也有記載:“(武定)八年三月甲午,歲、鎮、太白在虛。虛,齊分,是爲驚立絕行,改立王公。熒惑又從而入之,四星聚焉。五月丙寅,帝禪位于齊。”[99] 據陳垣《二十史朔閏表》是年三月庚戌朔[100],月内無甲午。疑此甲午日當屬上月,此處“三月”乃“二月”之誤,歲、鎮、太白三星在虛宿,爲齊之分野,預示“改立王公”,隨即三月辛酉高洋便被封爲齊王,由此看來,高齊之建號除應讖外,還可能受到分野星占的影響。後熒惑又與上述三星聚於虛,乃天下更王之象,所以隨後的魏帝禪讓就順理成章了。

西魏政權實際由安定公宇文泰控制。魏恭帝三年十月宇文泰卒,其子宇文覺“嗣位太師、大冢宰”;泰侄宇文護“以天命有歸,遣人諷魏帝,遂行禪代之事”[101];十二月丁亥,“魏帝詔以岐陽之地封帝爲周公”;庚子,禪位於周[102]。胡三省釋宇文周國號云:“岐陽,即扶風之地。昔周興於岐周,因爲國號。宇文輔魏,倣周以立法制,故魏朝之臣以周封之,將禪代也。”[103] 即因宇文泰仿行《周禮》,故封以原岐周之地,建周國,此說言之有理[104]。與其他禪代型王朝一樣,以周代魏也需有天文圖讖的所謂“證據”。魏帝禪位詔即有“玄象徵見於上,謳訟奔走於下,天之歷數,用實在焉”之語,同時“公卿百辟勸進”,其間亦有“太史陳祥瑞”[105]。根據上文舉述諸多禪代故事來看,太史所上必爲預示“上天有命,革魏於周”[106] 的各種天文符讖,其中也應有分野星占之瑞應,惜傳世文獻闕載而暫不知其詳。因宇文周效法西周,上文提到,在十二次分野說中,鶉火爲周分野,故推測北周也應以鶉火之次爲己之分野。

楊隋之興始於楊忠。北周初武成元年(559)九月,肆封諸宗室、將領爲國公,其中以楊忠爲隨國公[107]。天和三年(568),楊忠卒,其子楊堅襲爵隨國公。此後楊堅以軍功歷任要職,又因其女楊麗華爲周宣帝宇文贇立爲皇后,地位尊顯。不久宣帝卒,子宇文闡即位,楊堅輔政,總攬大權。大象二年(580)十二月甲子,隨國公楊堅進爵爲王;大定元年二月,周帝禪位[108]。關於楊隋國號,此前學者討論最多的就是“隨”、“隋”二字何者爲正、又何以歧出的問題[109],然這與本文研究的主題關係不大,兹不贅述。而“隋(隨)”這一國號的由來,胡三省早已指出是楊忠的隨國公爵號及其所據之隨州[110],後人對此並無異議。

周隋禪代,同樣也要尋求天文符讖的瑞應。據《隋書·庾季才傳》,楊堅爲丞相時,嘗夜召北周玄象大家庾季才,詢問:“吾以庸虛,受茲顧命,天時人事,卿以爲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察,切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大定元年正月,季才又爲其占測“今二月甲子,宜應天受命”[111]。又楊堅輔政,“方行禪代之事,欲以符命曜于天下。道士張賓,揣知上意,自云玄相,洞曉星曆,因盛言有代謝之徵,又稱上儀表非人臣相”[112]。遺憾的是,這些符命的具體内容並沒有保存下來。

至於隋朝的分野設定,今雖未見直接記載,然可據其他材料加以推斷。崔仲方上書論取陳之策曰:

臣謹案:晋太康元年(280)歲在庚子,晋武帝平吳。至今開皇六年(586),歲次丙午,合三百七載。《春秋寶乾圖》云:“王者三百年一蠲法。”今三百之期,可謂備矣。陳氏草竊,起於丙子,至今丙午,又子午爲衝,陰陽之忌。昔史趙有言曰:“陳,顓頊之族,爲水,故歲在鶉火以滅。”又云:“周武王克商,封胡公滿於陳。”至魯昭九年,陳災,裨竈曰:“歲五及鶉火而後陳亡,楚剋之。”楚,祝融後也,爲火正,故復滅陳。陳承舜後,舜承顓頊,雖太歲左行,歲星右轉,鶉火之歲,陳族再亡,戊午之年,媯虞運盡,語迹雖殊,考事無别。皇朝五運相承,感火德而王,國號爲隋,與楚同分,楚是火正。午爲鶉火,未爲鶉首,申爲實沈,酉爲大梁,既當周、秦、晋、趙之分,若當此分發兵,將得歲之助。以今量古,陳滅不疑[113]。

崔仲方論及隋必滅陳主要有兩大徵兆:其一,晋武帝平吳距今隋開皇六年已有三百餘年,與《春秋寶乾圖》“王者三百年一蠲法”之讖相合,且今陳與其起始之年“子午爲衝”,乃滅亡之象。其二,引《春秋左傳》史趙、裨竈之言[114],陳出顓頊之族,屬水,若歲在鶉火則滅,楚係祝融之後,爲火正,嘗於鶉火之歲滅陳,而隋朝德運承周爲火德,故隋與楚同分[115]。又按之十二次分野體系,十二次配十二辰,午爲鶉火,未爲鶉首,申爲實沈,酉爲大梁,分别是周、秦、晋、趙之分野,蓋因隋承自周,佔有周地,故隋亦繼承周對應之鶉火星次,而開皇六年丙午正歲在鶉火,“得歲之助”,所以“陳滅不疑”。其說乃是以鶉火爲隋之分野。無獨有偶,王劭言符命云:“昔周保定二年(562),歲在壬午,五月五日,青州黄河變清,十里鏡澈,齊氏以爲己瑞,改元曰河清。是月,至尊以大興公始作隋州刺史,歷年二十,隋果大興。臣謹案《易坤靈圖》曰:‘聖人受命,瑞先見於河。河者最濁,未能清也。’竊以靈貺休祥,理無虛發,河清啟聖,實屬大隋。午爲鶉火,以明火德,仲夏火王,亦明火德。月五日五,合天數地數,既得受命之辰,允當先見之兆。”[116] 北周保定二年五月五日,青州黄河清,楊堅恰於是月出任隋州刺史,又是年丙午,亦歲在鶉火,隋爲火德,王劭以其皆爲隋興之瑞。由此可見,隋人均將本朝上應鶉火之次,當是自隋建國受禪以來的官定說法。

唐高祖李淵的祖父是西魏八柱國之一的李虎,初封趙郡公,後徙隴西郡公,周受魏禪,追封唐國公[117]。北周武帝保定四年,以其子李昞襲唐國公[118];建德元年(572),李昞子淵亦襲爵[119]。隋末天下大亂,群雄並起,大業十三年(617),李淵起兵於太原,十一月攻入長安,立代王楊侑爲帝,李淵晉封唐王,總録萬機。義寧二年(618)五月,隋帝禪位於唐[120]。李唐國號乃襲李虎爵號而來,事實清楚,胡三省又指出其所封之唐即古唐國[121]。至於爲何封李虎唐國公,陳寅恪嘗有專論。一般而言,爵號依等進封有規律可循,大體“以能保留元封之名爲原則,故其取名多從元封地名所隸屬之較大區域中求之。若不得已,則於元封地名相近之較大區域中求之”。李虎嘗封趙郡公、隴西郡公,考兩郡附近區域之地理沿革,可供選用的古代國名有秦、晋、趙、魏、中山、唐等,其中去除已封及不適宜分封之國名後,則惟有唐而已[122]。胡阿祥又進一步論證李淵爵號及其所據山西地區與相傳陶唐帝堯始封之古唐國關係密切,李淵將自己比附爲陶唐帝堯之後,以示王氣所在,從而揭示出李唐國號背後的深層意涵[123]。

李淵之所以攀附陶唐帝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很可能是應合圖讖。温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詳細記載了李淵建立唐王朝的全過程,其中提到隋開皇初“有《桃李子歌》曰:‘桃李子,莫浪語,黄鵠繞山飛,宛轉花園裏。’案:李爲國姓,桃當作陶,若言陶唐也;配李而言,故云桃花園,宛轉屬旌幡。汾晋老幼,謳歌在耳。忽覩靈驗,不勝懽躍。帝每顧旗幡,笑而言曰:‘花園可爾,不知黄鵠如何。吾當一舉千里,以符冥讖。’”[124] 知山西晋汾地區自隋初起便廣泛流傳着《桃李子歌》,預言陶唐李氏當舉義旗,李淵對此心知肚明,故主動應讖。其實,不僅李淵,大業十年二月,“扶風人唐弼舉兵反,衆十萬,推李弘爲天子,自稱唐王”[125],想必也是當時的起義者“以符冥讖”之舉。後隋唐禪代之際,裴寂等衆人勸進,又陳說李淵“未萌之前,謠讖遍於天下”[126],以爲其製造受禪符命。

同時,唐朝建國也設定了相對應的天文分野。李淵即位册文中有“賜履參墟,建侯唐舊”句,[127] 按《左傳》載子産之言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後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128] 即以參宿爲古唐國所主之星,這是先秦時期的一種分野觀念,漢代以後形成的二十八宿分野說並不采此說,而李唐王朝因遠奉陶唐,遂援引此經典記載,以說明唐朝興起於古唐國,故亦以參墟爲其分野。

由上文論述可知,在魏晋南朝諸禪代型王朝的建國道路中,基本上都有代表官方天學闡釋權威的太史局長官進獻祥瑞的環節。新朝受禪必須有圖讖和天象兩方面的證據支持,纔能說明王朝嬗代的合法性,這是中古時期政治權力遊戲的一大特徵。其中就天象而言,又需通過天文分野學說將國家興亡與星象變化直接聯繫起來,以尋求天命之徵。魏、晋及南朝系統之宋、齊、梁、陳莫不如此。而北朝系統禪代各國的情況稍有不同:第一,在禪代程式中,進獻天文符讖者除北周亦爲“太史”外,齊、隋可能主要是一些天文術士,唐則是以裴寂爲首的臣僚;第二,北齊與魏晋、南朝類似也有明確的分野星占之瑞應,北周的情況因史料不足暫不論,然隋、唐却不是援引具體的分野星占實例以爲禪代之象,而是通過設定兩國在天分野的形式來表明天命所歸,即隋襲周對應鶉火之次,唐承古唐國以參宿爲分星。隋、唐之所以較爲特殊其原因是,此前魏晋南北朝諸國在最初建立公國時恐已有禪代之預見,有的甚至就是爲了完成禪代而强迫前朝分封,所以它們可以充分考慮應合天文圖讖的因素選擇適宜的封國名號,最爲典型的就是劉宋徑以分野名國,但隋、唐國號源自先世父、祖爵號,當楊忠封隨國公、李虎追授唐國公時絕想不到兩家後人能夠受禪稱帝,因這兩個封國在現成的分野地理系統中找不到直接的對應位置,故時人便依託他說以建立其與天文分野體系的聯繫爲目的,這也是爲受禪之國尋找分野依據的一種可行之法,反映的仍是“依分野而命國”的基本思想。

另外,還需在此附帶提一個不被認可的禪代型政權。隋大業十四年(618)江都之亂,煬帝被弒,越王楊侗於東都洛陽被擁立繼位,以王世充爲吏部尚書,封鄭國公。後王世充破李密,佔據河南,拜爲太尉、尚書令[129],獨攬大權,遂生不臣之心。唐武德二年(619)三月,王世充“召文武之附己者議受禪”,太史令樂德融曰:“昔歲長星出,乃除舊布新之徵;今歲星在角、亢,亢,鄭之分野。若不亟順天道,恐王氣衰息。”世充從之,派人逼楊侗命己爲相國[130]。不久,又有道士桓法嗣進圖讖,衆人勸進。四月,廢楊侗,矯詔禪讓,王世充即皇帝位,建元開明,國號鄭[131]。王世充爲受禪稱帝同樣也要炮製出天象、圖讖之禎祥,所謂“歲星在角、亢”爲鄭之分野,顯然是爲迎合王世充鄭國公之號而求得天命之徵,整套禪位程式依舊延續着魏晋南北朝以來的禪代傳統。

三、自立型政權國號的來源

上文論述魏晋南北朝隋唐禪代型王朝依據天文分野說尋求天命的具體情況,那麼其他衆多自立型政權又是如何建國立號,是否也受到天文分野理論的影響呢?據筆者考察,確實有一些自立者議定國號與天文分野直接相關,而其餘政權國號雖不見得來源於分野,但大多仍會依據二十八宿分野體系確定本國所對應的分星以便於星象占測,尋求天命,以下分别進行討論。

(一)依分野名國之例

魏晋南北朝時期,各地割據勢力此起彼伏,紛紛建國稱帝(或稱王),受讖緯思想的影響,許多政權議立國號同樣也會應合天文圖讖,以示天命,其中就有一些依據分野名國的例子。西晋永興元年(304),劉淵起兵反晋,以漢朝的繼承者自居,故自定國號爲漢[132],都於离石。後劉淵侄劉曜即位,光初二年(319)徙都長安,六月下令改國號,“於是太保、領司空呼延晏等議曰:‘今宜承晋母子傳號,以光文(劉淵諡號)本封盧奴中之屬城,陛下勲功茂於平洛,終於中山。中山分野屬大梁,趙也,宜革稱大趙,以水行承晋金行,國號曰趙。’”[133] 按漢嘉平元年(311),劉曜攻陷洛陽,納晋惠帝羊皇后,“遷懷帝及侍中庾珉等並傳國璽於平陽”,立下大功,後被封爲中山王[134],中山屬戰國趙地,在十二次分野說中,趙地對應的是大梁之次,所以呼延晏說“中山分野屬大梁,趙也”,遂建議因封地分野定國號爲趙,劉曜從之。不過,在劉曜改國號之前,已於光初元年十月封石勒爲趙公,二年二月又進封趙王,在趙地建諸侯國;十一月,石勒反劉自立,亦以趙爲國號,都襄國[135]。這就出現了前、後兩趙並立的局面,而且導致劉趙實際並不佔有趙地。光初四年五月,“終南山崩,長安人劉終於崩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咢酉小衰困囂喪。嗚呼!嗚呼!赤牛奮靷其盡乎!’”劉曜以爲祥瑞。然中書監、領國子祭酒劉均解曰:“‘皇亡,皇亡,敗趙昌’者,此言皇室將爲趙所敗,趙因之而昌大。今趙都於秦雍,而勒跨全趙之地,趙昌之應,當在石勒,不在我也。‘井水竭,構五梁’者,井謂東井,秦之分也;五謂五車,梁謂大梁,五車、大梁,趙之分也。此言秦將竭滅,以構成趙也。”[136] 其後果然石勒滅劉趙。五車五星在畢宿北[137],屬大梁星次,故劉均稱“五車、大梁,趙之分也”,儘管此處意謂當時符命已轉移至石趙,但其援引大梁爲趙分野的理論與劉曜改國號時呼延晏之說是一致的,可見劉趙國號確實來自天文分野的對應關係[138]。

石趙末年,石虎養孫石閔誅殺石虎諸子奪位。《晋書·載記》謂東晋永和六年(350),石閔自立,“改元曰永興,國號大魏,復姓冉氏”[139];《穆帝紀》稱是年閏正月,“冉閔弒石鑒,僭稱天王,國號魏”[140];《魏書》亦言“閔本姓冉,乃復其姓。自稱大魏,號年永興”[141],皆明確記載永和六年石閔復姓冉,以魏爲國號。然而《資治通鑑》却有不同說法:永和六年正月,“趙大將軍閔欲滅去石氏之迹,託以讖文有‘繼趙李’,更國號曰衞,易姓李氏,大赦,改元青龍”;至閏正月,在群臣勸進下,閔“乃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永興,國號大魏”[142]。也就是說,石閔在建魏之前曾很短暫地以“衛”爲國號,並改姓李,但此說於《晋書》、《魏書》等正史無徵,故今大多數學者均不采其說,不過也有一些人接受這種說法[143]。那麼《通鑑》的這一記載究竟有何依據呢?這涉及到冉魏國號的來源問題,需要予以澄清。

其實,《通鑑》此說當源於《十六國春秋》傳本之異文。唐初修《晋書》,附載十六國史,這部分内容主要依據的是北魏崔鴻撰《十六國春秋》一百卷,至《晋書》修成之後,《十六國春秋》逐漸散佚,至北宋大概僅存殘本及節本,司馬光纂《通鑑》所見者爲《十六國春秋鈔》[144],應當就是一部節抄本,上引有關石閔自立建號的記載即出於此,其原始文字今可見《太平御覽》卷一二〇引《十六國春秋·後趙録》,此外,今存《十六國春秋》的兩個版本明萬曆二十年(1592)何允中刊《廣漢魏叢書》所收十六卷節本(簡稱“何本”)和萬曆三十七年屠氏蘭暉堂刻一百卷全本(簡稱“屠本”)也有相近記載,茲並列於下表。

表1  三種《十六國春秋》載石閔建國事異文表

《太平御覽》引《十六國春秋·後趙録》[145] 何本《十六國春秋》[146] 屠本《十六國春秋》[147]
青龍初元年正月,石閔欲滅二石之號,議曰:“孔子曰:‘死姓而王七月者,七十有二國,繼趙李。’?書炳然。且德星鎮衞,宜改號大衛,易姓李氏。”又大赦,改元。閏月,廢鑒煞之,誅虎孫三十八人,盡殪石氏。 初青龍元年正月,石閔欲滅二石之號,議曰:“孔子曰:‘易姓而王七月者,七十有三國,繼趙李。’讖書炳然。且德星鎮衛,宜改號大魏,易姓李氏。”又大赦。閏月,改元。廢鑒殺之,誅虎孫三十八人,盡殪石氏。 于是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境内殊死已下,改元曰永興。閔欲滅去二石之號,下令曰:“孔子曰:‘死姓而王七月者,七十有三國,繼趙李。’?書炳然。且德星鎮衛,宜改國號曰魏(小注:一作衛),復姓冉氏(小注:一作易姓李氏)。”

據上表,《太平御覽》引文與何本《十六國春秋》在内容和文字上均高度一致,兩者顯然有同源關係[148],而屠本《十六國春秋》上下文内容與前兩者有所不同。關於屠本的真僞,自清代以來學界多有争論,目前一般認爲,此書應是屠喬孫等人在某一殘本《十六國春秋》的基礎上,彙輯《晋書》等諸書引文和相關史料編訂而成的,有一定的史料價值[149]。三者記石閔建國事均提到“繼趙李”的讖語和“德星鎮衞”的天象,不過在說到石閔改號易姓時,僅《太平御覽》引文作改號“大衛”,而何本和屠本皆稱定國號爲“(大)魏”;又衹有屠本謂“復姓冉氏”,前二者作“易姓李氏”。且屠本這兩處均有小注說明上述異文情況,可見《十六國春秋》的不同傳本間確實存在文字差異。按石閔改國號爲“衛”及改姓“李氏”之事,得不到其他文獻史料的佐證,恐不可信。實際上,當群臣上尊號時,石閔起初堅持要讓於共同起事的李農,“農以死固辭”[150],故所謂“繼趙李”之讖恐怕不是指石閔改姓李氏,而是應在李農身上,但李農堅決推辭,於是石閔便順序即位。至於石閔所建國號爲魏,《晋書》、《魏書》等多種文獻皆有明確記載,又北魏孝昌二年(526)《染華墓誌》亦稱高祖閔“趙祚既微,遂昇帝位,號曰魏天王”[151]。而魏之國號又當與“德星鎮衞”的天象有直接關係,石閔自立後曾派常煒出使前燕,燕主慕容儁詰問:“冉閔養息常才,負恩篡逆,有何祥應而僭稱大號?”常煒答曰“寡君應天馭歷,能無祥乎”[152],當即指應此德星天象,此處“鎮衛”可能是“鎮魏”之誤,謂德星出現於魏地之分野,故石閔據以建號。清修《四庫全書》,館臣在校閱《十六國春秋》時即認爲此處有訛誤,遂改“衞”字爲“魏”[153],當是。而司馬光在吸收《十六國春秋》的史料時,未加辨析,將節抄本的錯誤記載與冉魏建國復姓事强行糅合,稱永和六年正月“更國號曰衞,易姓李氏,大赦,改元青龍”,不足一月又“大赦,改元永興,國號大魏”,殊爲怪異,而且“青龍”年號實爲石鑒所改[154],與石閔無關,可知《通鑑》此處記載誤甚。以上頗費筆墨釐清文獻所記冉魏國號的正誤,以說明這一國號的來源可能就是“德星鎮魏”的天象,至於此星象的具體詳情,乃至是否真實發生,則不得而知,或因冉閔本爲魏郡内黄人,故特意附會天象亦未可知,但其建國立號之時需援引分野星占以爲據,可見天文分野在其中發揮的重要作用。

西晋末,拓跋鮮卑因助并州刺史劉琨抗擊鐵弗及劉漢政權,經劉琨表請,永嘉六年(312),晋懷帝封拓跋部首領猗盧爲大單于、代公,入居代郡。晋愍帝建興三年(315),進封代王[155]。後傳至什翼犍正式建立代國政權,公元376年爲前秦所滅。十年後,什翼犍之孫拓跋珪復國,《魏書·太祖紀》載登國元年(386)正月,拓跋珪即代王位,建元;四月,又改稱魏王。十一年七月,臣下勸進尊號,始建天子旌旗,改元皇始。皇始三年(398)六月,“詔有司議定國號”,群臣奏言“今國家萬世相承,啟基雲代”,故主張“應以代爲號”,然崔玄伯提出異議:“國家雖統北方廣漠之土,逮于陛下,應運龍飛,雖曰舊邦,受命惟新,是以登國之初,改代曰魏。又慕容永亦奉進魏土。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國,斯乃革命之徵驗,利見之玄符也。臣愚以爲宜號爲魏。”拓跋珪從之,遂詔曰“宜仍先號,以爲魏焉”[156], 即因仍此前魏王之號,定國號爲魏。關於拓跋珪爲何改代爲魏的問題,此前學者已有較深入的討論。拓跋珪復國時華北地區存在另外兩股勢力:一是慕容垂建立的後燕,定都中山;二是西燕慕容永在長子稱帝。何德章指出,因登国六年七月慕容永向拓跋珪“奉表勸進尊號”[157], 表示臣服,即崔玄伯所謂“慕容永亦奉進魏土”,又皇始元年拓跋珪伐後燕,至三年奪取中山、鄴城等全魏之地,故拓跋珪以此爲契機改國號爲“魏”,其意是放棄西晋封授之“代”號,轉而自認爲曹魏法統的繼承者,否定東晋之正統[158]。田餘慶在何文基礎上,補充解釋登國元年正月拓跋珪即代王位,爲何旋即又在四月改稱魏王。他認爲拓跋珪復國時代北及其周邊局勢十分複雜,南有後燕、西燕並立,其季父拓跋窟咄亦在西燕爲新興太守,有可能興兵奪位,拓跋珪於此時改號魏王意在表示代地、魏地都應由他統轄,警告慕容永、拓跋窟咄等人不許插足其間,侵犯代北[159]。樓勁又注意到,拓跋珪定國號爲魏深受自東漢末以來廣爲流傳的“代漢者當塗高”讖語之影響,約與拓跋珪復國同時,後燕之翟遼佔據黎陽一帶舊魏之地,由此推斷拓跋珪可能有與翟遼争搶“魏”號之勢[160], 以應“魏王天下”之讖[161]。

以上有關拓跋珪改國號的研究結論均有理有據,筆者服膺,不過前人在分析這一問題時都忽略了其中頗爲重要的天文分野因素。就在皇始三年六月議定國號之後,十月拓跋珪下令興建天文殿,十二月在新落成的天文殿舉行了皇帝即位儀式,大赦,是年改元天興,定德運爲土德[162]。無論是專爲稱帝營造的天文殿,還是所改天興年號,都顯示出天文星象似乎對其建國立號具有重要影響。那麼究竟會是怎樣的天象圖景呢?《魏書·禮志》載天興元年十二月,“詔有司定行次,正服色。群臣奏以國家繼黄帝之後,宜爲土德,故神獸如牛,牛土畜,又黄星顯曜,其符也”[163]。 這裏提到“黄星顯曜”的祥瑞,其具體星象見於《天象志》:

太祖皇始元年夏六月,有星彗于髦頭。彗所以去穢布新也,皇天以黜無道,建有德,故或憑之以昌,或由之以亡。自五胡蹂轥生人,力正諸夏,百有餘年,莫能建經始之謀而底定其命。是秋,太祖啟冀方之地,實始芟夷滌除之,有德教之音,人倫之象焉。終以錫類長代,修復中朝之舊物,故將建元立號,而天街彗之,蓋其祥也。先是,有大黄星出于昴、畢之分,五十餘日。慕容氏太史丞王先曰:“當有真人起於燕代之間,大兵鏘鏘,其鋒不可當。”冬十一月,黄星又見,天下莫敵[164]。

皇始元年六月,出現了彗星見於“髦頭”的天象,“髦頭”即指昴宿[165],彗星見則有除舊布新之象,預示王朝興替。自西晋末以來,五胡亂華,中原板蕩,皇始元年秋北魏太祖拓跋珪舉兵討伐後燕,遂開啓統一北方、恢復華夏秩序的進程。且“將建元立號”,而此時“天街彗之”,指彗星出於昴、畢間的天街二星[166],這與上文言“有星彗于髦頭”當係同一天象,大概當時彗星所在的準確位置應在昴、畢之間,從而與先前“有大黄星出于昴、畢之分”的天象形成呼應,共爲祥瑞之兆。此處既謂“先是”,可知此黄星天象可能非皇始元年事,而發生於之前的登國年間,至皇始元年十一月“黄星又見”,這兩次黄星見的天象就是北魏群臣議德運所援引的“黄星顯曜”之符[167],其中尤以前次“有大黄星出于昴、畢之分”意義更爲重大。關於這一天象,前人研究多聚焦於慕容氏太史丞王先所謂“當有真人起於燕代之間”的占辭,以“真人”爲拓跋珪之隱喻[168],最近有學者對其天象本身加以分析,認爲此“黄星見”或是一次客星天象(即現代天文學中的新星或超新星),具體可能是指東晋太元十八年(北魏登國八年,393)二月,“有客星在尾中,至九月乃滅”[169],尾宿爲燕之分野,王先係後燕太史,所以上述占測本來是針對燕國而言的,然後爲北魏所利用,並改造爲黄星出於昴、畢之分,昴、畢對應趙魏之地,故爲“魏將興”之徵[170]。此觀點可備一說,不過該學者已注意到黄星天象中的分野運用。按上文提到,在漢代二十八宿分野說中,有昴、畢爲趙分野和魏分野兩種說法,曹魏建國采用後者,並建昴畢之臺以祭祀此二星,根據上引何德章、樓勁的研究可知,拓跋珪定魏國號乃是繼承曹魏法統,亦應合“當塗高”之讖言,由此觀之,黄星出於昴、畢,同樣也應是取法曹魏,以昴、畢二宿爲魏之分野,作爲北魏改定國號的一個重要依據[171]。據稱拓跋珪“頗有學問,曉天文”[172],因此他利用所謂“大黄星出于昴、畢之分”的天象爲其改國號提供支持,這種可能性很大,如此我們亦可理解拓跋珪“起天文殿”、改元天興的真實用意。

以上分析了前趙、冉魏、北魏三個政權的建國過程,三者皆有比較明確的史料可以說明天文分野對其議定國號的影響。其中,前趙和冉魏屬直接以分野名國,而北魏改國號背後雖還有讖緯等因素,但無論如何,在道武帝拓跋珪看來,天文分野是定國號爲魏的一個重要依據,所以它也應屬依分野名國的範疇。

(二)諸國自立運用分野星占之例

除上述依分野名國者外,其他諸多自立型政權之國號主要有三個來源:其一,以所據之地爲號,這種情況最爲普遍,如三國孫吳,十六國之大成、三秦、五燕、五凉,東晋桓玄篡立之楚等等;其二,襲用前朝之號,例如三國劉備之蜀漢,十六國時期劉淵所建之漢,蜀地李壽改成爲漢,皆承襲漢朝之名;其三,除前兩類外另立國號,如赫連勃勃“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國稱大夏”[173]。其中,以地名爲國號者往往會在其建國前後利用分野星占預卜吉凶,以示天命之所歸。

譬如孫吳,《三國志》裴注引《魏略》曰:“權聞魏文帝受禪而劉備稱帝,乃呼問知星者,己分野中星氣何如,遂有僭意。”[174] 孫權在得知魏、蜀相繼稱帝之後亦有“僭意”,特命知星者觀測吳地分野星氣,其結果當對孫權有利,顯然也是依分野而尋天命。至於其具體的分野星氣如何,《三國志》未載,不過《宋書·符瑞志》記孫權稱尊之符命,其一爲“漢世術士言:‘黄旗紫蓋,見於斗、牛之間,江東有天子氣。’”[175] 按二十八宿分野說,斗、牛爲吳越之分野,正對應江東孫權之地,所謂“己分野中星氣”或與此有關[176]。後星象占測即以斗、牛爲孫吳之分星,如《宋書·天文志》:“吳主孫權赤烏十三年(250)五月,日北至,熒惑逆行入南斗。……按占,熒惑入南斗,三月,吳王死。……太元二年(252)權薨,是其應也。”[177]《晋書·天文志》:“太康元年(280)正月己丑朔,五色氣冠日,自卯至酉。占曰:‘君道失明,丑爲斗牛,主吳越。’是時孫皓淫暴,四月降。”[178]

西晋末,鮮卑慕容佔據遼東,首領慕容廆自稱大單于,“愍帝遣使拜廆鎮軍將軍、昌黎遼東二郡公”,後東晋又多次加官進爵,但慕容廆均以“位卑爵輕”辭受,並要求以其所據“燕之舊壤”封爲燕王,然未果而卒[179]。其子慕容皝後於東晋咸康三年(337)僭位燕王,正式建立前燕政權[180]。慕容燕雖是因地爲號,不過《太平御覽》引范亨《燕書》曰:“晋室大亂,高祖(慕容廆)方經略江東,高翔說高祖曰:‘自王公政錯,士人失望,繦負歸公者動有萬數。今王氏敗没,而福宿見尾箕,其兆可見也。今晋室雖衰,人心未變,宜遣貢使江東,亦有所尊,然後仗義聲以掃不庭,可以有辭於天下。’高祖深納焉。”[181] 按二十八宿分野說,尾、箕爲燕之分野,高翔以“福宿見尾箕”爲吉兆,勸慕容廆結好東晋以求封册,慕容廆遂采納其議,後求封燕王或即因高翔之說。慕容皝“尤善天文”[182],其自稱燕王係繼承乃父之志。由此可知,前燕建號也有分野星占之徵。後來由前燕衍化出的後燕、西燕、北燕、南燕政權亦皆以燕爲國號,其中後燕、北燕實際佔有燕地,故亦以尾、箕爲分星[183],而西燕、南燕不據其地却仍奉燕號,慕容德於齊地建立南燕政權仍以“景星見於尾箕”爲祥瑞[184],可見天文分野說對這些政權的影響。

石趙末年,氐族大將蒲洪據有關中,遣使降晋。東晋永和六年(350),穆帝“以洪爲氐王、使持節、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冀州刺史、廣川郡公”。時有人勸蒲洪稱尊號,“洪亦以讖文有‘草付應王’,又孫堅之生背有‘草付’字,遂改姓苻氏,自稱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185]。不久苻洪卒,子健嗣位。次年正月,苻健在衆人勸進下即天皇位,國號大秦,改元皇始[186],正式建立前秦政權。儘管傳世文獻未見苻健自立前後有何星象表徵,但其嗣君苻生、苻堅在位時皆以井宿爲秦之分野進行星象占測。如壽光元年(355),苻生繼位,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言:“比頻有客星孛於大角,熒惑入於東井,大角爲帝坐,東井秦之分野,於占不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戮死。”[187] 苻堅建元九年(373)四月,“天鼓鳴,有彗星出於尾、箕,長十餘丈,或名蚩尤旗,經太微,掃東井,自夏及秋冬不滅。太史令張猛言於堅曰:‘尾、箕,燕之分野;東井,秦之分野。今彗星起尾、箕而掃東井,害深禍大,十年之後燕當滅秦,二十年之後燕當爲代所滅。’”[188] 以上兩例均以“東井,秦之分野”爲占,可知前秦之分野設定。後姚萇殺苻堅建立後秦,亦襲以東井爲己之分星[189]。

西晋末,張軌“以晋室多難,隂圖保據河西……求爲凉州”,“永寧初出爲持節、護羌校尉、凉州刺史”。張軌到官後討破鮮卑、寇盜,“威著西州”[190],逐漸形成割據勢力。建興二年(314),張軌卒,晋愍帝授其子張寔爲都督凉州諸軍事、凉州刺史、西平公。後張寔自稱大都督、凉州牧[191],死後其子張茂嗣位,又受前趙劉曜之封,爲凉王[192]。儘管張氏稱王較晚,但實際上其前凉政權應始於張軌。張軌“頗識天文”,初立威凉州時,“秘書監繆世徴、少府摯虞夜觀星象,相與言曰:‘天下方亂,避難之國唯凉土耳。張凉州德量不恒,殆其人乎。’”[193] 應當是通過分野星占卜知張軌之興,不過有關凉州與星宿的具體對應關係,此處未言,我們可由後凉吕光時的占例而知。郭黁“善天文占候”,仕吕光爲散騎常侍兼太常,“後以光年老,知其將敗,會熒惑守東井,謂僕射王詳(原注:一作祥)曰:‘於天文凉之分野,將有大兵。’”[194] 其意是以東井爲凉之分野。按二十八宿分野說,井、鬼二宿於十三國地理系統屬秦之分野,於十二州地理系統屬雍州之分野,秦地地域遼闊,包括凉州地界[195],而分野體系中的雍州係采用《周禮·職方》所載九州之名,漢武帝設“十二州”改名爲凉州[196],故凉州即雍州,分星爲井、鬼,上引郭黁以東井爲凉之分野即源於此。由此推之,前凉星占也應采用同樣的分野說。

以上分别舉述了若干以地名爲國號的自立型政權運用分野星占之例,其實際的政治作用有所不同,孫吳、慕容燕係依據天文分野尋求天命,而前後秦、前後凉則是根據本地之分野星象占測吉凶。至於魏晋南北朝時期其他諸多自立型政權,因史料缺乏,暫未能展開討論,但通過上述例證可以瞭解天文分野思想的廣泛政治影響,故其他政權建國可能大多也有分野星占之事。

綜觀魏晋南北朝諸自立型政權國號的來源,既有徑依分野名國者,又有以地名國而求諸分野星占以示天命者,皆屬於所謂“依分野而命國”的範疇。由此可證,這一基本原則在中古時期王朝政治中的普遍適用性和持久的影響力。

四、“依分野而命國”的政治文化涵義及其餘緒

上文系統剖析了魏晋至隋唐時期諸多禪代型王朝和自立型政權的建國歷史與國號來源,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所謂“依分野而命國”的基本原則體現地可謂淋漓盡致。由上可知,“依分野而命國”的本義是指依據天文分野體系確定人間各國的天命之徵。各禪代型王朝在建國受禪過程中,幾乎都有太史局長官之類人物進獻天文符讖的環節,其中即包括與天文分野有關的星象瑞應;而其他諸多自立型政權也往往會利用分野星占尋求割據獨立的天象依據,這些都屬於依分野定天命的直接表現。若綜合起來看,又可分爲兩種情況:其一,如劉宋、前趙、冉魏、北魏等國家在議定國號時,便徑以分野立號,可謂是對“依分野而命國”思想的完全貫徹落實;其二,就其他大多數政權而言則是在根據地名、圖讖等因素擬定國號的同時,亦需通過天文分野獲得天命以及建號的星象依據。那麼,在中古時期,“依分野而命國”的普遍性現象何以產生,其背後蘊含着什麼政治文化涵義呢?據筆者研究,或許有以下兩點值得思考。

第一,深受讖緯思想影響的天命觀。在魏晋南北朝時代,儘管狹義的讖緯神學已經衰落[197],但廣義的讖緯思想仍然盛行於世,並與王朝政治密切聯繫,其中就包括分野、星占之說[198]。在讖緯思想的闡釋框架中,君主建國不僅是奪取最高政治權力,還必須獲得上天的認可,也就是所謂“天命”,纔能具備充分的政治合法性和權威性,而天文符讖正是“天命”的表徵,是一種重要的政治資源。上文舉述,中古時期無論是禪代型王朝,還是自立型政權,都需要尋找天文圖讖的瑞應以示天命所歸。因此,顧頡剛對古人的這套政治把戲有一個形象的比喻,稱“那時人看皇帝是上帝的官吏,符應是上帝給與他的除書”[199],吕宗力則形容:“如果說,在當時人的認知和信仰中,天文符瑞都相當於通往皇位的通行證,那麽圖讖就被時人視爲應運天子的委任狀。”[200] 在這種政治文化氛圍的引導下,分野學說因其溝通天地的媒介作用而突顯出其重要性,天象所示皆可通過分野對應關係具體落實到某一地域,這爲時人尋求天命依據提供了十分便捷而直接的渠道,這是“依分野而命國”思想得以流行的一個根本原因。無怪乎魏晋南北朝時期諸多國家對分野星占如此看重,甚至徑直以分野名國,就是爲了獲取天命。前燕慕容暐即帝位,“以慕容恪爲太宰、録尚書,行周公事;慕容評爲太傅,副贊朝政”[201]。至建熙七年(366)二月慕容恪、慕容評奏請歸政遜位,謂“臣聞王者則天建國,辯方正位”[202]。此語其實道出了魏晋南北朝諸國紛紛講求分野的奧祕,依據天文分野辨正地理方位乃是君王建國立號需要考慮的一件頭等大事,這便是由讖緯思想主導下的天命觀所決定的。

第二,王朝正統的天文投射。上文提到魏晋南北朝的兩個時代特徵,除了爲神祕主義思想所籠罩之外,另一個是長期處於分裂割據、支離破碎的狀態。對於漢朝大一統國家而言,分野學說主要用於占測帝國内部各區域發生的禍福之事。到了大分裂時期,分野之說因其具有明確天地對應關係的特點而成爲各新生政權用來尋定天命的工具,且諸國之間還會通過讖緯、德運等方式爲其政治合法性與正統性證明,於是分野星象被視爲王朝正統的天文投影,天界星空成了争奪正統的角力場。《宋書·天文志》載曹魏黄初七年(226)五月,魏文帝崩,引《蜀記》稱:“明帝問黄權曰:‘天下鼎立,何地爲正?’對曰:‘當驗天文。往熒惑守心,而文皇帝崩,吳、蜀無事,此其徵也。’”[203] 魏、蜀、吳三國鼎立,何者爲正統,黄權謂“當驗天文”,已很直白地說明天文關乎正統。《宋書·天文志》於此段後又言“案三國史並無熒惑守心之文,宜是入太微”,現代科技史學者推算古代天象,也指出在魏文帝死前數年間未曾發生過熒惑守心[204],范家偉解讀稱黄權爲迎合魏明帝僞造熒惑守心的天象,將文帝崩之凶轉化爲曹魏得天命之吉,以示正統所在[205]。類似這樣的例子,在魏晋南北朝時期並不少見。如《魏書·天象志》有一條小注曰“自晋滅之後,太微有變多應魏國也”[206], 意謂東晋滅亡後正統轉移至北魏,故太微星象之變大多應合於魏國。上文提到,道武帝拓跋珪定國號爲魏係繼承曹魏法統而排斥晋國,何以又轉而接續東晋之統呢?這是因爲北魏的正統來源至孝文帝時期發生了重大變化,太和十四年(490)魏廷就國統德運問題進行了一次辯論,結果是改此前所定土德爲水德,以承晋之金德,標誌着北魏改爲繼承晋之法統[207]。上引《魏書·天象志》之語應當產生於太和十四年以後,但無論如何,此言指明天象之徵與正統轉移是相互聯動的。如果以上兩例沒有直接出現分野因素的話,那麼不妨來看下面這個例子。《魏書·天象志》另有一條記載:

(武定)八年三月甲午,歲、鎮、太白在虛。虛,齊分,是爲驚立絕行,改立王公。熒惑又從而入之,四星聚焉。五月丙寅,帝禪位于齊。是歲,西主大統十六年也。是時兩主立,而東帝得全魏之墟,於天官爲正。昔宋武北伐,四星聚奎;及西伐秦,四星聚井;四星聚參而勃海始霸;四星聚危而文宣受終。由是言之,帝王之業其有徵矣[208]。

東魏武定八年(550)三月出現了四星聚虛的天象,爲“改立王公”之徵,虛宿乃齊之分野,故正與五月東魏禪位於北齊文宣帝高洋相應合,而與西魏無關。由此可證,在東西魏並立的格局下,東魏、北齊不僅佔有舊魏故地,而且還有分野星占的支持,“於天官爲正”,表明正統在東不在西。又列舉宋武帝劉裕北伐時四星聚奎、伐秦時四星聚井[209],以及四星聚參而勃海王高歡始興[210],四星聚危(按虛、危皆爲齊之分野)而高洋受禪,以說明“帝王之業其有徵矣”。這些事例均涉及具體的分野對應關係,可見天文分野在闡釋王朝正統中的重要作用。

如上所述,貫穿於整個魏晋至隋唐的“依分野而命國”思想來源於深受讖緯學說影響的天命觀,同時又體現出象徵王朝正統的涵義,是中古時期傳統政治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不過,在後世者看來,這套政治把戲其實有很强的附會性。闡釋者完全可以根據各自的政治立場,僞造天象,如上文提到曹魏黄權假託熒惑守心、北魏將原後燕的客星天象改造爲“有大黄星出于昴、畢之分”等。或是對同一天象選擇不同的占辭加以强行解釋,譬如劉備欲稱帝,群臣獻祥瑞,其中有“熒惑復追歲星,見在胃昴畢;昴畢爲天綱,經曰‘帝星處之,衆邪消亡’”[211]。按照當時主流的二十八宿分野說,胃、昴、畢爲魏之分野,曹魏即以此爲建國依據,蜀漢自立顯然不能再采用此說,所以衹好改稱“昴畢爲天綱”[212],這種說法僅見於此,很可能是時人爲給劉備提供稱帝符命而編造出來的。質言之,包括天文分野在内的各種神祕主義學說其實都是爲現實政治服務的工具,其中星占、圖讖的因素前人已有頗多關注,而本文的研究希望能使我們對分野說之於中古時期王朝國號的影響有些新的認識。

進入唐代,儘管魏晋南北朝割裂紛亂的時代業已終結,國家重歸大一統,但“依分野而命國”的思想憑藉其强大的歷史慣性並未就此消亡,而是依然對此後的王朝更替史產生持久而深遠的影響。唐玄宗時期的安史之亂,安祿山建號燕國就與天文分野有關。天寶十四載(755)十一月,安祿山起兵於范陽,十二月攻入洛陽,次年正月自立爲帝,國號大燕[213]。關於此國號之由來,以往一般認爲得自安祿山長期經營之燕地,然而近年新出安祿山謀主嚴莊之父嚴復的墓誌爲我們提供了一條新史料:

天寶中,公見四星聚尾,乃陰誡其子今御史大夫、馮翊郡王莊曰: “此帝王易姓之符,漢祖入關之應,尾爲燕分,其下必有王者,天事恒象,尔其志之。”既而太上皇蓄初九潜龍之姿,啓有二事殷之業,爲國藩輔,鎮于北垂,功紀華戎,望傾海内,收攬英?,而馮翊在焉,目以人傑,謂之天授。及十四年,義旗南指,奄有東周,鞭笞群凶,遂帝天下。金土相代,果如公言,殷馗之識,無以過也[214]。

仇鹿鳴對這方《嚴復墓誌》做了詳細考釋,此處所謂天寶中四星聚尾的天象,實際發生於天寶九載的八、九月間,《新唐書·天文志》記作“五星聚于尾、箕”,[215] 無論四星聚或是五星聚,皆爲“帝王易姓之符”、易代革命之象,安祿山利用此天象作爲起兵反唐的政治號召,故“尾爲燕分,其下必有王者”這一占辭應是後來安祿山以燕爲國號的重要原因[216]。實際上,根據前文的論述可知,安祿山建國立號之舉與魏晋南北朝諸國依分野定天命的種種故事如出一轍,《嚴復墓誌》在銘文部分說“昊穹有命,命燕革唐”,即將其天命觀念表露無遺。不僅如此,安祿山所建之燕國又是一個直接以分野名國的典型例子。

至唐末五代,天文分野之說仍是王朝嬗代的一個重要依據。如唐天祐四年(907),唐哀帝禪位於後梁朱全忠,册文有云:“今則上察天文,下觀人願,是土德終極之際,乃金行兆應之辰。況十載之間,彗星三見,布新除舊,厥有明徵。”[217] 仍以天象瑞應爲朱全忠得天命之兆[218],不過這裏並未明確提及分野。更典型的例子是後周。後周廣順元年(951)正月,郭威稱帝建國,其制書曰“朕本姬室之遠裔,虢叔之後昆,積慶累功,格天光表,盛德既延於百世,大命復集於眇躬,今建國宜以大周爲號”[219]。意謂郭威所出之郭氏係周文王季弟虢叔後裔,虢叔封於虢,或稱郭,後因以爲氏,故郭威遠追先祖,襲姬周之號[220]。不過,隨後《舊五代史》又記載:

時議者曰:“昔武王勝殷,歲集于房,國家受命,金木集于房。文王厄羑里,而卦遇明夷,帝脫于鄴,大衍之數,復得明夷,則周爲國號,符於文、武矣。”先是,丁未年夏六月,土、金、木、火四星聚于張,占者云:“當有帝王興于周者。”故漢祖建國,由平陽、陝服趨洛陽以應之,及隱帝將嗣位,封周王以符其事。而帝以姬虢之胄,復繼宗周,而天人之契炳然矣。[221]

當時參與議論者還援引天象、卦象合於周文王、武王,以說明承姬周國號的合法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後漢天福十二年丁未(947)六月,曾出現“土、金、木、火四星聚于張”的天象,按二十八宿分野說,張宿爲周之分野,其地理區域相當於河南洛陽及周邊地區,故占者曰“當有帝王興于周者”。後漢高祖劉知遠爲應此天命,專程從河東趨洛陽,又臨終遺詔封其子劉承祐爲周王嗣位[222]。如今郭威建後周,雖以出自“姬虢之胄,復繼宗周”爲辭,但這可能是先已受到“四星聚于張,當有帝王興于周者”這一分野星占的影響[223],而有意攀附於姬周虢叔的,衹是宣示建國的制書不好明說而已。這說明“依分野而命國”思想直至五代十國時期仍然在國家政治層面發揮實際作用,不過其影響力較之魏晋南北朝明顯減弱,不再是新生政權開國立號普遍遵循的一個基本原則,即使如後周仍依分野名國,也需要采用别的說辭加以緣飾。

後周立國不久,陳橋兵變,禪位於趙宋。北宋初,秦再思撰《洛中紀異録》“宋之祀嚳”條云:

帝嚳有四妃,一生帝摯,一生帝堯,一生殷之先,一生周之先。殷之後封于宋,即商丘。今上于前朝作鎮睢陽,洎開國,乃號大宋。先是,皇考諱弘殷,至是始驗。弘者大之端也,殷者宋之本也,是慶鍾于皇運。今建都在大火之下,宋爲火正。又國家承周,火德王。按天文,心星是帝王,實宋分野,今高莘氏陵廟在宋城三十里。即天地陰陽人事際會,亦自古罕有[224]。

據前文曾引《左傳》的記載,帝嚳之子閼伯爲殷之先,封於商丘,後爲宋地。宋太祖趙匡胤稱帝前爲宋州歸德軍節度使,其治所宋城古稱睢陽,故《洛中紀異録》謂“今上于前朝作鎮睢陽,洎開國,乃號大宋”,換言之,趙宋國號即來源於宋州節度使之名[225]。然而除了這一直接因素外,趙宋國號背後其實還有更深的文化淵源。趙宋自認爲殷商之後,故稱“殷者宋之本”,而趙匡胤之父名弘殷,正預示皇運之所鍾,這頗類似於魏晋南北朝時期的興國符讖。古時曾有一種觀測大火星(即心宿)以定時節的紀曆之法,殷人之先閼伯封於商丘,主祀大火,是爲火正,其後在天文分野說中,即以心宿爲宋之分野[226],所以《洛中紀異録》稱今宋朝“建都在大火之下”、“宋爲火正”、“心星是帝王,實宋分野”云云,這是趙宋建國合於天文之理據。加之宋朝德運繼後周木德爲火德,亦尚火,故宋之立國可謂得“天地陰陽人事際會”。上文提到,魏晋至隋唐的王朝禪代往往都需要尋找天象和圖讖雙方面的依據,這一政治文化傳統至周宋禪代之際仍然殘存。不過,其天文要素並不是援引具體的分野星占以爲禪代之徵,而是通過建立分野對應關係的形式來表明天命,這與隋、唐受禪時的情形較爲相似。正因大火爲宋之分星,閼伯爲火正,故至北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太常博士、集賢校理胡宿奏請祭祀大火及閼伯,其謂“商丘在今南京,太祖皇帝受命之地,當房、心之次,以宋建號,用火紀德,取於此”,又稱“都梁宋之郊,當房、心之次。則大火之精,閼伯之靈,擁祐福蔭,國家潛受其施者深矣”[227]。按宋州在宋真宗時升爲南京應天府,商丘在其地,其於天文分野兼包房、心二宿,都城汴梁也處於宋地之分,又宋朝爲火德,在胡宿看來,這一切都歸因於“大火之精,閼伯之靈”的福蔭庇佑。故太常禮院議定:“國家有天下之號實本於宋,五運之次又感火德,竊謂宜因興王之地、商丘之舊,作爲壇兆,秩祀大火,以閼伯配之。”[228] 自此之後,宋朝崇祀大火及閼伯相沿不輟,且地位不斷提高[229]。總之,趙宋國號之由來亦與天文分野之說具有一定關聯,這應當是受中古時期“依分野而命國”思想的孑遺影響。不過,這也是中國歷史上天文分野說直接影響王朝建國立號的最後一次政治實踐。進入宋代,隨着魏晋以來傳統政治文化的全面崩潰,天文分野說開始遭到批判,逐漸走向窮途末路,喪失了對王朝政治的影響力[230]。

關於中國古代天文分野與王朝政治之間的密切聯繫,先賢時彥大多是就某些分野星占的個案事例加以分析申說。而本文則從《隋書·天文志序》所謂“依分野而命國”一語出發,探究其語義,並具體考察諸多禪代型王朝和自立型政權的建國歷史與國號來源,以說明“依分野而命國”思想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時代的普遍遵奉,其餘緒所及遠至五代宋初。這或許可爲我們充分認識和估量包括天文分野在内的神祕主義學說對中古社會的廣泛影響,提供一個相對宏觀的研究視角。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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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禮注疏》卷二六《春官·保章氏》,中華書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1982年,819—820頁。
[2] 鄭樵《通志》卷三八《天文略序》謂“占候之學起於春秋戰國,其時所謂精於其道者梓慎、裨竈之徒耳”(中華書局,1987年,525頁)。
[3] 參見陳美東《中國古代天文學思想》第七章《星占思想、天人感應說及其影響》,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07年,669—756頁;江曉原《天學真原》,遼寧教育出版社,2007年;陳侃理《儒學、數術與政治:災異的政治文化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
[4] 江曉原《歷史上的星占學》,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5年;魯子健《中國歷史上的占星術》,《社會科學研究》1998年第2期,113—118頁;江曉原《星占學與傳統文化》,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盧央《中國古代星占學》,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08年。
[5] 如韋兵《星占曆法與宋代政治文化》,四川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年;錢國盈《十六國時期的星占學》,(臺灣)《嘉南學報》第33期,2007年,326—340頁;金霞《天文星占與魏晋南北朝政治》,《青島大學師範學院學報》2010年第1期,46—50頁;姜望來《谣讖與北朝政治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孫英剛《神文時代:讖緯、術數與中古政治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趙貞《唐宋天文星占與帝王政治》,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付玉鳳《天文星占與南北朝政治》,南京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8年,等。
[6] 《隋書》卷一九《天文志序》,中華書局,2011年,503頁。
[7] 《晋書》卷一一《天文志上》:“紫微,大帝之坐也,天子之常居也。”(中華書局,1974年,290頁)
[8] 《晋書》卷一一《天文志上》:“房四星,爲明堂,天子布政之宫也,亦四輔也。下第一星,上將也;次,次將也;次,次相也;上星,上相也。南二星君位,北二星夫人位。”(300頁)
[9] 《舊唐書》卷二二《禮儀志二》載總章二年(669)《定明堂規制詔》謂“堂心之外,置四柱爲四輔。按《漢書》,天有四輔星,故置四柱以象四星”(中華書局,1975年,859頁,詔書定名據《全唐文》)。按此稱“按《漢書》,天有四輔星”恐誤,《漢書·天文志》未言四輔星,而見於《史記·天官書》,其云“犯四輔,輔臣誅”,司馬貞《索隱》言“謂月犯房星也。四輔,房四星也。房以輔心,故曰四輔”(中華書局,1982年,1331—1332頁)。
[10] 按此係後世天文家言,實際上恰恰相反,最初星官之命名係源於人間的職官制度,參見趙貞《唐宋天文星占與帝王政治》附録一《中國古代的星官命名及其象徵意義》,359—374頁。
[11] 《後漢書》卷三○上《蘇竟傳》,中華書局,1973年,1044頁。
[12] 《後漢書》卷六六《陳蕃傳》,2161—2162頁。
[13] 關於二十八宿及十二次分野的理論體系及其演變過程,參見邱靖嘉《“十三國”與“十二州”——釋傳統天文分野說之地理系統》,《文史》2014年第1輯,5—24頁。
[14] 《史記》卷八《高祖本紀》,384頁。
[15] 《史記》卷二七《天官書》,1312頁。
[16] 《史記》卷二七《天官書》,1317、1322、1327頁。
[17] 《隋書》卷二○《天文志中》,573頁。按十三國分野系統中,吳、越兩國在有的分野說中被合並爲一稱“吳越”,如此則成十二國地理系統。
[18] 《舊唐書》卷七九《李淳風傳》:“預撰《晋書》及《五代史》,其天文、律曆、五行志皆淳風所作也。”(2718頁)
[19] 有關這方面的研究成果較爲豐富,專論五德終始說者如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古史辨》第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404—616頁;羅新《十六國北朝的五德曆運問題》,《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3期,47—56頁;饒宗頤《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中華書局,2015年;劉浦江《正統與華夷: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研究》,中華書局,2017年,等。論讖緯者如姜望來《谣讖與北朝政治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羅建新《讖緯與兩漢政治及文學之關係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王焕然《讖緯與魏晋南北朝文學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吕宗力《讖緯與曹魏的政治與文化》,《許昌學院學報》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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