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w应运而生(在基督宗教道德直觉内应运而生的个体——《发明个体》)

wow应运而生

 
 个体的尊严从外在的形式上乃是个体神圣权利的不可侵犯。在今天的社会,每个人都被当作有理性的能动主体来看待,法律把这样的人称之为自然人。无论他的家庭角色是什么,职业身份是什么,作为一个能动主体意味着他将承担自己一切行为的后果,为自己负责。毫无疑问,这种对人的个体视角由西方而来,与任何充斥着个体与家族身份、集体身份捆绑的社会格格不入。所谓的现代性,的确是一种个体被彰显和尊重的世俗文明。我们常常以为,这样的世俗主义的道德根基与现代性之前的社会所信奉的道德准则是截然不同的。而事实上,我们错了。
《发明个体:人在古典时代与中世纪的地位》一书的作者拉里?西登托普(Larry Siedentop)在此书后记中论述:“欧洲有着一场长期盛行的‘内战’……这是什么内战?宗教信仰与无神论世俗主义之间势不两立的内战……”这是作者长期思考的问题。囿于此,他努力在客观中立的历史著作中找到证据,通过对文本的考察与梳理,他发现世俗主义的道德根基与基督宗教的道德直觉是同源的。换言之,基督宗教在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不仅塑造了欧洲,也塑造了世俗主义。

《发明个体:人在古典时代与中世纪的地位》
【英】拉里·西登托普 著,
贺晴川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1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个体(individual)作为现代社会最基本的单元具备了法律属性。而这种法律属性、法律身份并不是自古以来就有,也绝非在我们这个现代性时代里突然出现的。把人看作是能动性主体的个体乃是很了不起的创举,它的道德智慧既不是继承于古代,也不是现代性文明的产物。相反,这个智慧乃是现代性文明的道德前提,而它来自基督宗教的道德直觉在漫长历史中越来越清晰的社会建构。
复活的耶稣显现给圣保禄,使得持续迫害基督徒的保禄皈依基督。这个事件不仅仅是圣保禄一生中决定性的心灵逆转,同时这个事件里所发生的启示激发了圣保禄逐渐形成他的基督论。在圣保禄的神学中亦能发现他对人的一种全新认识。如果没有这种对人的全新认识,向外邦人传教则是不可能的,基督宗教将不会成为普世的宗教。为什么说这是对人的一种全新认识?因为在古代世界,人从未被视作独立的个体。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世界里找不到独立的个人,个体隶属于家族,他所获得的社会身份都与家族相关。希腊的城邦生活也不例外,所谓自由民不过是家族的大家长,自由民的权利是凌驾于依附民和奴隶的特权。被赞誉的罗马法对财产权的保护根本不是基于个人的,财产权是属于家庭的或家族长的权利,即没有个人的财产,只有家族的财产。古代世界的异教徒所信奉的宗教几乎都起源于各种家族祭祀的信仰。基督宗教的信仰之所以与众不同,乃是将个体的人与基督联系在一起,天主的神圣意志与人的能动性相结合。是圣保禄发现了人的自由,即发现每一个个体潜在的某种道德能动性。基督宗教信仰史无前例地认为人的意志在某种意义上先于社会。因此,将耶稣这段话置于这个语境之下,或许我们更能够明白祂在说什么:“你们以为我来是给地上送和平吗?不,我告诉你们:而是来送分裂。因为从今以后,一家五口的,将要分裂:三个反对两个,两个反对三个。他们将要分裂:父亲反对儿子,儿子反对父亲;母亲反对女儿,女儿反对母亲;婆母反对儿媳,儿媳反对婆母”(路12:51-53)。
保禄归化
基督宗教对人的全新诠释起到了从家族、社会中解放个人的作用。通过洗礼,基督徒被称为在基督内重生的“新人”。这种“新人”的个体意志要求新的独立和尊严,与此同时,良心和自由也被“发现”了。基于圣保禄和圣奥斯定的洞见,每个人都具有自己的意志,这意味着他可以凭借自己的意志选择善恶。唯有在承认意志的基础上,良心和自由才有了空间。每个人都应该被看作是具备意志的、道德能动性的人,这就是基督宗教道德直觉所具有的内涵。教会被隐喻为“基督的身体”,加入教会团体的每个基督徒都是组成这身体的“细胞”。教会是一群被视为道德平等的能动者自愿结合起来的共同体。这个道德平等的、具有包容性的共同体与古代家族衍生的任何社会组织都不同,由教会信仰与礼仪培育的社会关系预示了古代世界的终结。随着教会后面历史的发展,我们将看到个体的法律内涵是如何从古代的依附属性转变为真正的能动性、独立的个体的。
本书作者对教会历史上的修道院运动做了一番考察发现,修道院的改革运动尤其是克吕尼改革奠定了现代欧洲的道德基础。修道院在原则上以同意为基础组织起来,提倡兄弟们的道德平等,这类修道院自一开始就成功地成为社会典范。可以说,正是在修道院运动的作用下,教会教化了整个欧洲,皈依使得欧洲蛮族摆脱了原始族人的习俗和法律,进入到基督信仰的道德世界。更为重要的是,教会法学家们从古代世界的自然法中发展出一套高于一切人法的自然法。古代世界的自然法观念是万物各在其位,身份低下的人和女性被看作是不具备理性的人。而基督信仰道德平等的立场是强调在天主面前所有灵魂都是平等的。道成肉身的信仰是将古代自然法学说转变为自然权利理论的真正原因。在古代异教世界,人对神的认识是充满恐惧和不安的,人与神有着绝对的鸿沟,人不可能与神接近。道成肉身意味着神性并非与人的能动性是距离遥远的两种东西,神亲自走向了人。人的意志、意念内在于它的正确使用之中,也就是要与神性结合,即人的行为要符合教会法的自然法。于是,理性与古代等级秩序之间的联系断掉了,取而代之的是理性与个体的良心和意志建立了联系,从而赋予人类个体一种新的尊严。在教会眼中,只有个体和灵魂。教会司法的核心是个体,看顾个体的灵魂并保护他的灵魂是最核要的职责。教会法学家对个体良心和自由的关切,使得他们逐渐将自然法改造成一套自然权利的体系,也就是个体生而固有的先于社会的权利——天赋人权。“人人因受造而平等”的这一原则所带来的深远影响足以彻底改变西方整个法律体系的精神实质。因教会法建构对良心的创设,个体的选择和行为得到了尊重,与此同时,个体也必须担负起行为的结果。自由与责任、自由与良心的道德原则可谓是现代世俗主义法律精神的前提。

诞生于教宗改革运动的教会法不仅创造了普世的诉求,也使得一个世俗的国家主权成为可能。由于个人被越来越看作是独立自主的、道德平等的个体,欧洲世俗统治者效仿教宗,对自己臣民的义务、权利逐渐被建构起来。平等服从不仅仅是属灵教会的要求,也是世俗统治者的要求。这类诉求被统治者活灵活现地应用在他们自己的法庭,国王法庭渐渐孵化出国家主权的概念和权威,从而冲击了各个领主管辖的法庭和司法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欧洲的封建主义制度的存在是非常短暂的。另一个加速封建主义制度灭亡的重要力量来自中世纪城邦,它们已经完全不是古代世界的城邦了。罗马衰落后,往往由最具权威和组织能力的主教担负起城邦的执政和治理责任。由此,城镇的发展几乎不受领主的实质性统治,只是表面上承认领主的某种权威。为了自身利益,城邦越来越开始谋求自治权。当时有这样一种潜规则,只要农奴逃到自治城待满一年就可以自动获得该城自由市民的资格。城邦为这些农奴提供了庇护和救济。比如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的历史就是一个典型的中世纪自治城邦,这座城市的包容和开放精神所孕育的自由主义在大西洋彼岸成功塑造了另一座阿姆斯特丹城——美国的纽约。
遗憾的是,作者直言自由主义思想是基督宗教的后裔,它最初体现为基督信仰孕育的道德直觉,但后来又将矛头对准教会的权威主义。来自德国北部、丹麦、荷兰、比利时等城镇无一不是受惠于基督宗教的道德准则而发展出世俗的自由、平等理念。它们在宗教改革时期大部分沦为新教地区,启蒙运动思想在这些城镇中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同。这正是本书作者在后记中严肃讨论的问题,世俗主义忘记了自己的道德根源何在。在世俗主义者的眼里,天主教会的权威性质被普遍误解为是封建主义的、等级制的,与自由、平等的理念相悖。更严重的是,基督信仰被视为迷信的、非理性的,不值得提倡,即便要信仰也应当被局限在私人领域。产生这些狭隘思想的正是启蒙运动时期用自由主义反教权的思想家。能够重新梳理历史,从而洗刷掉明显捏造、扭曲的虚构部分,是任何一个尊重历史的学者都欣然而为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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